《小舍得》:新中产的孩子们该有怎样的童年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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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1-06-05

因而在《小舍得》的两个家庭中,田雨岚一家的问题乍看严重,但其实又非常单纯:田雨岚夫妇三本毕业,公婆有可供继承的工厂和财富,儿子颜子悠处于上线有限但下线坚实的状态,家庭教育主要是父母调整期待的问题。

这是一个非常传统和单线的对照组。

而南俪一家的问题,才是属于新中产的困境:南俪夫妇985大学毕业,靠个人奋斗获得一片天地,看起来一儿一女家庭美满,但这种幸福其实是“一次性”的,既很难抵御风险,也不能复制传承。 于是女儿欢欢的低分、考不上好中学好大学的忧虑,才会让夫妇二人进退维谷,在各种道路中难以抉择。 如果说传统经济模型内,收入差异和教育回报,带来的是主动型的教育投入,许诺高投入带来高回报,那么在当下社会中,这场教育的军备竞赛,则成了不得不为之的“避险”——只有高投入,才能勉强维持现有水平不下降。 教育问题所呈现出的普遍焦虑,不在于“吃得苦中苦”的投入,而在于难以“成为人上人”的结果。 《小舍得》原作者鲁引弓,创作过一系列让人耳熟能详的家庭教育题材作品,在展现问题的最后,总是让故事获得想象性的解决。

《小别离》聚焦中考,成绩欠佳的方朵朵与张小宇,一起选择了出国留学;《小欢喜》聚焦高考,吊车尾的方一凡,能够通过艺考进入理想的大学。

留学与艺考,成为艰难搏杀中的“另外选项”,帮助主人公跳出修罗场,用潇洒的“不玩了”曲线救国,获得传统价值体系的认可。

但在《小舍得》中,创作者们甚至不敢写出几个孩子最后进入了哪所中学,而是拿出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,让剑拔弩张的家庭获得了和解,如同民国剧写到最后没法收尾,就都把主人公们安排到了抗日洪流之中一样。 教育竞争的激烈已经下沉到小升初阶段,这里没有“另外选项”的可能。 于是从一家三口到一家三代,全部投入到这场竞争中,毕其功于一役,将各种资源倾注到孩子身上。 现实中的小学课外培养,比电视剧中让爷爷奶奶托关系、找门路插进培训班更加多样。

越是北上深杭这样的一线城市,越是在培养方案上要求素质教育、全面发展,而高质教育资源有限之下的择优选拔,最终又让所有的素质教育变成量化指标。 于是,在近期网络热传的知名小学入学简历范例中,孩子们的天赋,要被体现为智商测试140分;孩子们的能力,要被折合为识字量4000字、读过儿童名著1300部;孩子们的兴趣,要被量化为钢琴五级或者围棋十级……这其中当然有家长渲染美化的成分,但是背后的逻辑却不得不令人警惕:哪怕6岁的孩子,他的出自本能的好奇与探索,也要沿着指定的路径进行,被折算成可以写入简历的数字。 读一本书、唱一首歌,如果不能画个正字计数、考个等级证书,那么这个行为的社会意义就会被否定和剥夺。 在数字面前,作为人的情感和体验、价值与判断变得不再重要,教育在量化机制面前呈现出了本末倒置的荒诞。

而在有些城市的中学综合素质评价体系中,“全面发展”被要求体现为每学期参加了多少次文化交流、进行了多少小时志愿服务等等。 于是每个周末,各种文化讲座上人来人往,但都是蜂拥在会务附近申领参与证明,各级图书馆的小志愿者远超所需,孩子们换个马甲闲聊发呆。

除了为城市呈现出一片虚假繁荣,很难说到底哪方能在其中有所收获。

在每个孩子的成长初期,就让他们感觉到讲座交流是用来领证明、志愿服务是用来混学分,这不是对素质的提升,而是对教育的异化。

我们无法列出“新中产的孩子们应该拥有怎样的童年”,事实上,从编程少年班到南极游学团,新中产家长们能提供的蓝图,比任何人能想到的都更丰富。 但我们至少应该知道,教育的终极目标并不指向财富与地位,它更多地是教会人们用一生的时间认识自己。

一个理想的童年,是让初生的生命与这个世界建立丰富的联结,而不是早早进入一个又一个辅导班与兴趣班,将刚刚萌芽的好奇切割称量。 尽管过关斩将的名校之路,是身为新中产的父母们目之所及最便捷的通途,但时代总是在悄然之间发生改变,我们同样能够感受到,越来越多的青年正在内卷之下离开“被规划”的道路,去寻求自己心中而非旁人眼中的价值。